我国从2006年9月13日颁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大政方针以来,至今已有10个年头。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主题具体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相关的内容。而在这些内容之中,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主要手段。值此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解读,指出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将翻译过程定义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要用译语最切近、自然的对应项再现原文的信息,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做到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其中,“信息”和“风格”的顺序值得注意。信息是用来交际的,风格是用来装饰的。风格不是屈居第二,而是更高层次、更难达到的追求。比如菜谱“蚂蚁上树”中的“蚂蚁”和“树”是喻体,是风格意义,但如果翻译为“Ants
climbing a tree”或“Ants climbing
trees”而使理解错位,就影响了最基本信息的传递,那就不妨直白地译为:“Vermicelli
with spicy minced
pork”。汉语善于修辞,当转为英语时,尤其要顾及信息的交际作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阶段性成果

此外,对于中国文化的相关翻译研究要有针对性。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言及的并不都是翻译上的问题,所以还要将翻译学上的传播效果和新闻出版领域、外宣领域的传播效果区别对待或有机结合。“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和保持文化个性之间在实践上会有不平衡的地方,不宜一股脑儿将功过都加在翻译的头上而迷失了学理上的思考。

谈乡土语言的翻译,我们在潜意识里将目光聚焦于能不能再现原文的乡土风格上。但这样一来,未免把问题简单化、笼统化了,因为“土味”是可以分出不同层级的。比如,有的很土,土到连所在方言区的人们也很少使用,用文字难以表达,只能近似写出,作者使用时显然是有意而为的,是为了风格上的需要。而有的表达是方言区里的“大众语”,大家都那么说,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比如莫言作品中山东方言“精湿”中的“精”,无非表现的是“彻底、很”的程度,把“精湿”翻译为“completely
wet”或“be soaked
through”,足以做到信息的准确传递。仅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讲,只要能够正确理解,就能够正确翻译。至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贾平凹的作品里面满是西安方言或是陕西地区山里人的土话,时常把我搞糊涂。方言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难题;也许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小说翻译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多不过是理解上的问题。文学作品特别是以情节取胜的文学作品中的乡土语言,既要能写得出来,又要维持一定的阅读面,所以不会太土,这就为翻译的可行性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阶段性成果)

乡土语言的翻译要处理好几对关系。概括起来讲,即静态意义求真对动态语境务实;文学文本性质对文学应用语境;文本意义阐释对译者意志性目的;评价标准的“准不准”对“好不好”;信息传递对风格再现;作者行文的目的对人物角色的目的;作者的目的对翻译的目的;还有其他一些关系等。但归根结底处理这些关系是研究译者的行为,从意义阐释的“准不准”到语境中的“好不好”,无不涉及人的问题。因此,不管对于具体的翻译还是研究,借助笔者构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而开展相关的“人本研究”,都有望突破传统思路的桎梏。

我们可以以葛浩文的“连译带改”与翻译批评的关系论述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一提到葛浩文的删节和改写,中国译学界便显得愤愤不平,大多主张维护原文内容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试想,中国翻译者对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有过那么多的“简写本”、“简译本”、“改编本”等翻译版本。毕竟文学的创作与接受需要百花齐放,因此,作为译者的葛浩文也一直试图在向原文意义求真和对市场务实间不断进行着各种平衡的努力。

乡土语言传递风土人情

谈“中国文化”,主要是谈中国的地域性。所谓文学的地域性,周作人曾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认为,“地域性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而且受到乡土作家的相当重视;他们利用某一地方的特点,如地方方言等,来强调和形容某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他还承认,“几乎在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作品中,最初吸引读者共鸣的不外是民族主义的主题,但是构成其长久吸引力的却是它们的乡土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乡土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地域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表征,而针对乡土文学的英译实践批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正好对应了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国家需求。

一般情况下,追问怎样翻译,实际追问的是翻译得“准不准”,而文学译者讲究的却是“好不好”。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是原文的意义,所以希望对原文意义作注经式的解读,而译者是翻译活动中具有意志的人,他把务实社会看得更重,所以才有代换、删改和省略不译等行为。也就是说,翻译虽然是解读意义的,但翻译活动却是复杂的,特别当涉及意志体人的因素时,更是如此。而对于专门解释原文意义的词典来说,如果也追求这样的动态语境效果,就不会有该词条的存在了。所以,发问要有针对性,而答问也要做到有的放矢。

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翻译传播机制

姓名:周领顺 工作单位: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

除上述问题以外,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些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缺乏具有深度的相关解释力。比如,研究涉及范围涵盖了文学翻译的多个方面,从译者模式到传播模式,从翻译效果到接受效果,从传播过程到传播手段,从文学翻译到科技翻译,从汉民族文化典籍到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从泛文化翻译研究到专书翻译批评研究,从翻译内部研究到翻译外部研究,从古代典籍翻译研究到现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等等。此外,还比较缺乏有关对翻译主体的研究,即对于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者群和“中国故事”写作作家群的研究。其中,译者群又包括中国译者群、国外汉学家译者群、旅居海外的华裔译者群、加入中国籍的原籍译者群、中外合作译者群和直接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华裔作家群。他们的经验和行为规律怎样?影响效果如何?他们的文化身份对行为的影响又如何?借用一些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是否能够给予比较有效和合理的解释?是否也能够给翻译实践以良性的导向?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相关翻译研究的拓展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化怎样“走”才算“走出去”?把汉语翻译成外语,是最初步的“走出去”。从初步走出去到真正走进去再到完全融进去,是对于“走出去”的不断层次化和深化,既涉及翻译内部问题,也涉及翻译外部问题;既包括语言问题,也包括超语言的问题。至于是不是真正走出去了,还要有量化的考察指标,比如典籍翻译的种类、数量、印数、销售数、引用率、引用层次等。但是,虽然市场指标至关重要,但绝非市场决定论,还要看文本类型等因素,以防经典娱乐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不是得到了有效提升,需要历史地、长期地考察,不必因为暂时的接受效果不佳而下“夭折”的结论。

文学越是本土的和地域的,就越能走向世界。乡土是文化个性的体现,越有个性的文化就越值得传播。“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物质外壳,有“乡土文学”之谓,却无“乡土语言”之称,无论如何是交代不过去的。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涵盖“中国文化”研究(即选材研究、文化专门领域研究、文化现象研究)、“走”研究(即译者模式、翻译方式、翻译过程、传播方式、交际手段、宣传策划、传播机制等方式的研究)和“出去”或“走出去”研究(即宣传效果、传播效果、接受效果、提升效果、市场效果、异化和归化效果等结果的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思想一脉相承。“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属于内容研究,“讲”和“阐释”属于方式研究,两个“好”属于效果研究。当然,效果还要分为整体传播效果和翻译过程中怎样“讲好”、“阐释好”本身叙事效果等。

课题:图片 1

以“乡土语言”的翻译和研究为例,迄今为止,译学界对于“乡土语言”翻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秦毅在《文学作品翻译“走出去”是必然》一文中说道,“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表示,中国本土文学作品的翻译困难主要在于‘乡土味’的准确性,而目前国内有关本土文学作品‘乡土味’的翻译研究只有寥寥数篇。”汉语“乡土语言”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不管实践上能否行得通,对其的翻译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意义就在于找到深层的规律,让人们通过研究提高理论的认识水平。

单纯的乡土语言翻译,追求的是对于原文意义的求真,是静态的;语用环境中的乡土语言翻译,追求的是语境的效果务实,是动态的。换句话说,前者追求的是原文意义之真,评价的标准是“准不准”;后者追求的是译文之用,评价的标准是“好不好”。打个比方说,前者就像是旨在求真的考古,从研究角度说属于考古学的范畴,“准不准”也是“真不真”;后者就像是借展出历史文物而盈利的旅游,从研究角度说属于旅游学范畴,“好不好”就是“利益大不大”,也就是利益方的利益是不是达到了最大化。

传播主体的文化身份研究

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史上群星璀璨。20世纪20年代,主要有鲁迅、王鲁彦、许钦文、冯文炳、蹇先艾、潘漠华、台静农;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丁玲、欧阳山、茅盾、叶紫、谢冰莹、萧军、萧红、萧乾、废名、芦焚、沈从文;20世纪50年代,主要有孙犁、赵树理、房树民、西戎、马峰、韩映山、丛维熙、古华;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莫应丰、孙健忠、郑义、李锐、张石山、路遥、贾平凹、莫言、汪曾祺、高晓声;20世纪90年代,主要有陈忠实、张炜、阎连科等。可以说,乡土就是中国的底色,因此舒晋瑜在《当代作家评论》采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时,就将题目命名为《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

作为文化“走出去”一部分的文学翻译对外传播研究,除了特定文本的翻译传播研究外,整体上还具有如下的一些表现:或在宏观上存在文化泛论现象,或在微观上聚焦于个别文化热词的翻译;系统性讨论较少,而零星讨论又以“二元对立”立场作“正误”判断的居多;部分研究出于对汉语事实难以穷尽或翻译局限性的顾虑,以翻译形式(如“音译”、“意译”、“音译+意译”)简单归纳最为常见,有时感性甚至会超越理性,最终与原有文本出现偏离。

乡土语言的翻译要处理好几对关系。概括起来讲,即静态意义求真对动态语境务实;文学文本性质对文学应用语境;文本意义阐释对译者意志性目的;评价标准的“准不准”对“好不好”;信息传递对风格再现;作者行文的目的对人物角色的目的;作者的目的对翻译的目的等。但归根结底处理这些关系是研究译者的行为,从意义阐释的“准不准”到语境中的“好不好”,无不涉及人的问题。

亟须“走出去”的文学地域性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

乡土语言具有地域性,流行于一定的方言区,但讲话者和听话者只是把它作为信息传递的语言载体。而着意风格的翻译,与使用者有关。比如,是作者在行文时有意使用的,还是人物角色有意使用的?使用者借地域风格表现自己的文化水平、地域背景、身份地位、语言特色、行话暗语等,翻译时通过附注、同位解释、修饰语限定等各种方法,最终使作者或讲话者的着意之处得到凸显足矣。

求美层次高于传信

笔者将“乡土语言”定义为“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练,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往对于乡土语言的翻译,聚焦于它能不能翻译和该怎样翻译等技术层面,而今我们需要选取新的角度,分层次地摆道理,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翻译和研究。

意义求真不能妨碍语境务实

“准不准”,讲究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距离,原文是客观存在的,翻译时要尽量朝原文靠拢;“好不好”,讲究的是译者怎样使用译文并希望译文达到怎样的语境效果,“希望”是主观的,至于客观上的效果是否如译者所愿,均由读者和市场做主。比如“爱屋及乌”一语的翻译。在静态环境里,翻译努力求真于原文的意义,所以《中华汉英大词典》将其译为“to
love a house including the crows frequenting
it”,而当它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才可能出现文化配对的产物“Love me, love my
dog”等翻译。这类翻译已经超出了意义阐释的范畴,只不过是用异文化中相似的表达,实现了与原文相似的语境效果。

作者简介

“‘烟花三月’怎么翻译?”这是我们常见的问话形式。如果脱离语境,在静态环境中只能求真于原文,要么求真于原文的事实,把阴历的“三月”改为阳历的“四月”;要么求真于原文的风格。“烟花三月”来自文学作品,彼得·纽马克将其归为表达型文本,翻译要朝原文靠拢。多数情况下,问话者是基于语境而发问的,但在心底期盼的却是求真于原文意义的译文,这是不合乎情理的。译者作为意志体,会根据动态语境的需求而有帮助利益方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主观意愿,因此把“三月”延长至整个“春季”或“季节”,也是可以理解的,即把纯文学做成应用文学。当然,此时译者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

语境是动态的,译者为了实现各种目标,甚至会删改或省略不译。原文是作者写给原文读者看的,作者认为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会产生理想的语境效果,自然乐而为之。而译文是译者译给译文读者看的,译者行为亦然。译者的选择基于动态语境,如果译者将静态环境中求真于原文意义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用于动态语境,那么译文的务实效果或不尽如人意,比如增添了译文的厚度而不利于销售、详尽阐释了原文语言表达的意义而使语境中出现偏离主题或喧宾夺主的现象。张璐将“华山再高,顶有过路”译为“No
matter how high the mountain is, one can always ascend to its
top”,并没有对“华山”的意义进行详尽的阐释,毕竟位于陕西省的“华山”与现场的语境无关,简化为“mountain”,达到了相当的语境效果,而归化为听众熟悉的表达,立刻使语境得到有效互动,使现场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对待“三顾茅庐”“卧薪尝胆”“负荆请罪”等负载浓厚文化信息的典故,莫不如此,当然专门传递文化信息的翻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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